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简称“特派办”），被称为审计署的“野战军”。审计署为何设立派出机构，如何选择第一批设立特派办的城市，又怎样挑选特派员？

　　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简称“特派办”），被称为审计署的“野战军”。审计署为何设立派出机构，如何选择第一批设立特派办的城市，又怎样挑选特派员？2015年10月，我们走访亲历者，翻阅资料，去还原那些难忘的历程。

　　特派办设立的初衷：审计署要有高度的独立性

　　1985年7月，新华社兰州分社记者采访甘肃省审计局副局长杜玉璋后，撰写了《一个审计局长的苦恼》一文。文中反映了当时审计工作面临的诸多困难：审计实施难、协调难、处理难，“上下左右”的关系不好处理，审计工作不被重视、备受干扰等。就在采访前不久，甘肃省审计局将两个煤矿的审计报告按规定抄报审计署和煤炭部，却受到了省里领导的批评。

　　这篇文章被新华社采用后，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有领导提议，能否对地方审计局采取“署、地方双重领导，以署为主的体制”。然而宪法第109条已经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双重领导、以署为主”显然与此条不符。

　　原审计署计算机中心主任王智玉曾回忆：“（当时）姚依林副总理与吕培俭审计长商量，‘咱们比照外贸，搞特派员，怎么样’。”

　　同年7月29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在北戴河听取审计署整党工作情况汇报。汇报时，审计署在“加强审计署机关的建设”中特别提到，“中央各部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大都分散在各地，按财务隶属关系，地方审计机关无权进行审计，为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直属单位比较集中的地方，审计署拟设立派出机构，或采取地方审计局加挂审计署派出机构牌子的办法，配备必要的人员，办理这方面的审计任务”。

　　如何加强审计署机关建设？与会领导讨论热烈，但对一个观点非常统一：监督部门不独立，很难履行监督职责，中国的经济监督需要有更大的职责，中国的经济监督需要有更大的独立性。中央领导做出决策：“审计署要有高度的独立性，要加强对中央在地方企业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的经济监督，设立派出机构。”

　　建立第一批特派办试点：沈阳、上海、武汉、广州

　　特派办的建设提上日程，但派出机构应该设多少，设在哪里合适，工作又该如何开展？经过深入研究，审计署党组决定：分批完成，先试点，再慢慢扩大。

　　当时，设立特派办的主要任务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国有银行、国家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属中央直属管理的计划单列市的企业集团、中外合资、合营、联营企业的财政预决算进行审计。由于这些单位和项目多聚集在经济发达地区或是工业化比较高的城市，在综合分析各省、市经济形势和发展情况后，审计署选定在沈阳、上海、武汉、广州四个城市设立第一批特派办。

　　1986年1月，沈阳特派办成立；4至6月，上海、武汉、广州特派办依次成立。

　　审计长亲自选将：徐慎行、严省、陈启明、王鼎臣

　　特派办的审计对象层次高，需要较高水平的工作者。当时，审计事业刚刚起步。吕培俭审计长深知这项开拓性事业中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亲自出面物色人才、选调干部。

　　上海，我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审计署在这里设特派办，谁来当特派员非常重要，还关乎能否开个好头。审计署人事教育司原司长梁艮华曾多次陪同吕培俭审计长去地方选调特派员，她回忆说：“上海这个地方比较特殊，特派员应该有一定的威信，能镇得住”，“我陪吕培俭审计长去上海选人，徐慎行当时是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财经管理经验十分丰富，地方上人头也熟，好开展工作。

　　当时吕培俭审计长和梁艮华找到了上海的市领导，直截了当地开口“要”人。商谈过程非常顺利，上海特派的第一任特派员就这样确定了。

　　在特派办的创建中，审计署采取先调少数业务骨干，搭起架子，再逐步扩展的办法。上海特派办的徐慎行，广州特派办的严省，武汉特派办的陈启明，沈阳特派办的王鼎臣，这些老特派员是特派办的第一批领导者。

　　特派办发展壮大到18个

　　1986年首批四个特派办成立后，这支队伍一直在壮大之中：1988至1991年，哈尔滨、南京、郑州、济南、成都、昆明、长沙，西安、深圳、太原、京津冀、兰州12个特派办成立；2001年，设立长春、重庆特派办。

　　自此，特派办的数量稳定在18个，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多年来，18个特派办不断发展壮大、“战功显赫”，成为一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审计力量，被称为审计署的“野战军”。